事实上孙露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下令司法院着手订立一部属于中华的《民法》。然而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简单了。由于之前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范本。这对于习惯引经据典从古代圣人那里找灵感的汤来贺等人来说无疑是桩“痛苦”的差事。虽说司法院可以从历代的资料中找到数不胜数的“例文”。中华朝立国至今也已陆续颁布了大量与生产贸易紧密相关的法案。但这些材料对于汤来贺等人来说就像海滩上的沙子一样。数量虽多却又散做一团。而要想将这些“沙子”砌成一座房子就必须要一个模子，也就是法律框架。
为此司法院可没少翻箱捣柜。然而从《明律》、《宋律》到《唐律》、《九章律》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框架。因为民法所要涉及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这些古代的律法根本无法将其含概。在司法院伤透脑筋的情况下，他们也曾得到国际友人善意的提醒。玻意尔等欧洲学者就曾向司法院建议使用《罗马法》作为《中华民律》的法律框架。为此玻意尔还送了一本他翻译的《国法大会》给汤来贺。但被汤来贺与沈犹龙异口同声地婉言谢绝了。天朝上国的自傲让他们绝不允许中原的第一部民法以西夷的律法为框架。就算他们同意了天下的士人也绝对不会同意。因此在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