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稀少。而在现在地欧洲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国王在内连道德阶段都达不到。怎么能要求他们立即就做到中华帝国现在的程度呢。在我看来欧洲要想像中华帝国学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像帝国这样的教育才行。”
玻意耳这番有理有据自然是说得在场的众人心悦诚服。而更为难得的是他结合了西方地哲学思想向人们诠释了他对东方哲学的见解。不禁让周镳、阎尔梅等人闻之耳目一新。就算此记得周镳想要辩驳却也还得先把对方地一干关于“感性”与“理性”观点吃透了才行。而陈子壮与王夫之虽见多识广也曾听到过相似的观点。可此记得从一个西洋学者口中重新品味却又是一番别样的滋味了。
面对着众人一副感慨万千的模样，孙露此刻对玻意耳的表现可谓是十二万分的满意。须知之前中国的学者虽对欧洲文明已有些接触。但大多是通过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实现的。由于天主教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传统地礼教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而论严谨性而言自然是中国的礼教更胜一筹。因此一直以来中国的学者都只注重西方地科学技术，从而忽视西方人文哲学。但是玻意耳与利玛窦之类的传教士不同。作为新教徒的他充满理性，文艺复兴的熏陶又让他摆脱宗教的束缚研究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欧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