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吻合。
因为梅赜所献《大禹谟》，把这两句话认定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
所以杨济的质疑随即展开，他先列出年代顺序：孔安国、杜预、梅赜三人，分别是西汉、西晋、东晋年间人士，然后是基本的推断：
孔安国整理孔壁古文《尚书》，如果东晋梅赜所献《大禹谟》为真古文《尚书》而传自西汉孔安国，何以西晋时代之杜预不得见？
按说杜预应见过孔安国孔壁古文《尚书》，为何将“德乃降”一语误解为鲁庄公之语？这不是表明梅赜所献《大禹谟》为晚出之《书》吗？
关于这个问题，刘炫的反击也很直接：孔安国古文《尚书》，两汉之际未列官学，所以西晋时杜预看到的古文《尚书》，说不定在私人传抄之中出现错漏。
杜预，是西晋时期文武双全的能臣，其经学水平举世称赞，刘炫没有质疑杜预的能力，而是认为这位所看古文《尚书》有错漏，导致出现了误会。
杨济的质疑，被刘炫寥寥数语化解，就在听众们再度恢复对刘炫的信心之际，杨济又展开新的质疑，这次他的目标对准了《泰誓》。
《尚书·泰誓》有“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