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开始介入立法，渐渐将儒家观点融入到律法之中，到了曹魏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
于是，同居共财成为主流，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越来越多，大家族聚族而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孔颖达不认为这样的状况有何不对，大家族的存在，让族人们有了庇护之地，宗亲之间相互帮助，一起走过风风雨雨，延续祖宗香火。
他认为，允许“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是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挑战，哪怕事实确实需要，有识之士们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退让。
均其贫富，养其孝悌，这才是儒家主张的家庭伦理，朝廷强制析户，不利于家庭中老人的赡养，不利于“孝”。
还有，“别籍异财”的小家庭各营其私，易使兄弟之间亲情冷淡，互不救济，不利于“悌”。
孔颖达所看报纸上的文章，作者就重点阐述了这两个观点，他对作者的观点是心有戚戚焉。
而且，孔颖达认为，《民律》中的这几个条款，并不只是单纯的“异子之科”与“同居共财”的对立，其立法动机有些“不良”。
因为他大概能猜出天子想干什么，然而这是阳谋，谁也没法说什么。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