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如果随便制定一个标准，那厶不仅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会给我们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万一标准定高了，我们做不到，只会有损我们政府的权威性，而如果定低了，造成这部份地主、富农、半地主富农不满意，也同样达不到我们的初衷，因此不如采用一个模糊的态度，俱体事件俱体对待，根据当时、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同时双方协商进行确定，这样反而更好一些。”
顾瑞鹏道：“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标准，而是也有一些俱体的原则，一是看地主、富农、半地主富农是否支持我们的政府、支持并配合这一次土地改革，如果有这些方面的实际行动，并能起到一定的带头示范效应，则可以考虑补偿的标准定高一些，征收的土地也可以少一些；反之，如果是敌视我们的政府，在土地改革中消极应对、阻挠，甚致是暴力抗拒，补偿当然要少一些，甚致没有补偿；二是看这部份地主、富农、半地主富农的经营收入情况，如果他们过去是以土地收入为主，则可以考虑多用货币补偿，如果还有其他经营，则可以在免税、免租方面减少；三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如有的地主在地方的名声很好，威信很高，就可以考虑多补偿一些，当然前提是不能反对我们的政府和这次土地改革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