缚在土地上，这威胁到了四川新政的持续发展。”
刘奇很好地吸取了这些建议，并在四川境内大力推广新农业技术，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比如他曾经大力推广过“东棉”，即从东岸引进棉花种子，在四川种植。他认为东棉“棉丛高、叶茂、朵大、棉多、绒细而长，色泽白亮，产量是华棉的两倍之多”，结果在那次灾难性的推广中，因为种子下发时已逾节候，并且栽种过密，阳光不足，同时当地气候环境可能也有所不利，因此“棉桃多不能开”，损失不小。
好在刘忠贵十分信任他，认为万事开头难，以后持续改进就行，让刘奇感动不已。因此，他痛定思痛之下，从宁波重金聘请了一些农学专家，在成都开办农业学堂，专门教授农学、园艺学、农化、植物、养蚕、畜牧、水产、土壤、测量、气象、农工、农政等十多门课程，并亲自兼任山长，各种农业实践活动、采买新式农具、印刷农业书籍、开办《四川农学报》等所需的费用，他一概批准，从不否决，可见其重视程度。
如此数年之后，四川的农业产量有了不小的提高（但距登莱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刘奇在重庆创办了四川劝业场，陈列川中的谷、果、茶、麻、油、桑、漆、竹、木等，标出价格，注明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