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
我曾经打算主动联系报料的研究生男孩，可我对他说什么呢？一起幸灾乐祸还是要求他保密？都是扯淡，想想也就作罢。
我依然流连在高校之间，写些不痛不痒的所谓新闻。当然，那所大学的门，我是不敢再进去了。
渐渐地，这种等待着灾难总体爆发的极度焦虑，反而成了某种快乐。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浮在天空里，无时不俯视着我自己的局外人。这个局外人对我说：等着看戏吧，精彩的剧情就要上演，这场好戏的女“猪脚”就是你这个名叫黎妮，人人都叫你“粒粒”的苦命女子。
直到9月的某一个黄昏，我接到了李浩打来的电话。
李浩在电话里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被我在网上“举报”的那位大学校长，想约我共进晚餐，好好谈一谈。
我很吃惊，一是李浩怎么会掺合到这件事情中来，二是校长竟然要跟我谈一谈，他想跟我谈什么？事情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本能地说：“不！”
李浩温和地劝我赴约，他说，为什么不呢？有些事情还是说开了比较好。他说那位校长是他多年的好友，人其实并不坏。
我仍然说不，我说，我不知道谈什么。我嘴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