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禁止从事任何其他行当。于是旗兵之外的旗人，便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寄生人口。
“朝廷的岁支，兵费占了大头，即使是承平时候，一年也要花去三千万两。”钱鼎铭小心翼翼地说道，“这里面，旗营大约要占去六成，一千八百万两的样子，其中单是兵饷马乾银，就要一千五百万。”
兵饷马乾银，大致是薪饷的意思 ，军火器械，都还不在其内。也就是说，现在朝廷每年要耗费一千五百万两银子，来养着这二十二万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的旗兵，以及依附于他们生存的旗人。
所说的依附，是由那个制度决定的。起初朝廷从旗人里面选兵，是每户二丁挑一，称为“挑甲”，挑上的，即为披甲人，成为正式的旗兵，有一份钱粮。而这份钱粮，不是自己花，而是要用来养活其他的一个丁，因为按照朝廷的法例，另外那个丁，从此只能闲居家中，游手好闲，而不得从事生产。
到了后来，人口繁衍，二丁挑一执行不下去了，渐渐变作三丁挑一，四丁挑一，以至于七八个丁才能挑上一个兵。
这样一来，靠一个人的粮饷，往往要养活五六口甚至十几口人，普通旗民的困窘可想而知。这些旗人，未见得是天生就懒惰，其实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