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孤愤之作”。
咸丰九年，即1859年，英法军舰屯集大沽口，郭嵩焘受命赴天津僧格林沁军中帮办军务。僧王既看不起汉人，又看不起文人，而郭嵩焘以学识风骨，也不肯对僧王摧眉折腰，所以两人处的并不愉快。
郭嵩焘旋奉皇命，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形。地方接待隆重，并致送厚礼。可郭嵩焘自定章程，“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
他认真查账，严加整顿，清理积弊。税收是增加了，但山东地方怨声载道，随行的人员也因为不能发财而暗地不满。
僧格林沁趁机会同山东巡抚文煜，联手发难，弹劾郭嵩焘。
僧王的劾折，朝廷不能不尊重，郭嵩焘以“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
郭嵩焘被迫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回京路过献县的时候，旅邸题壁一首：“人生都是可伶虫，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
这首诗并未“刊行”，不晓得关贝子是如何晓得的？
郭嵩焘说道：“惭愧，鄙陋之作，有污贝子耳目。”
关卓凡大笑道：“筠翁，这是‘金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