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洋物件儿，只要有用、好用，该用起来，还是要用起来，不然，咱们办洋务，到底为的什么呢？”
“是……皇上圣明。”
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曾国藩是中国最早力推洋务的重臣，但他的生活起居，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洋派”，不吃洋餐，不喝洋酒，生了病，不会去看洋医生。
这一点，和恭王、文祥、宝鋆等人，大不相同。
较之关卓凡，就更加天差地别了。
这一来，是曾国藩理学大家的“惯性”使然，二来，大约是出于这样一种奇异的矛盾心理：我推行洋务，完全是为了国家，其中，自己是没有任何私心私意的。我若受了洋风熏染，则无私亦有私，推行洋务，就理不直、气不壮了。
这就是皇帝说的曾国藩的“苦心”。
这个情形，有点像民国肇始，有那倡导恋爱自由的，自己却老老实实接受包办婚姻；又如精神 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强调**对人的潜意识的影响，实际生活中，弗氏却循规蹈矩，私德极谨极慎，生怕予人话柄。
“你是打两江调直隶的，”皇帝说道，“两江、直隶的情形，你都很熟悉，嗯，我有些好奇，你说，江南的蚕丝业，直隶这边儿，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