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而并非苏联”。
这条被佐尔格发回莫斯科的情报对之后的苏联战略布局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让对日军高层战略知之甚少的苏联高层第一次系统了解到了日军的未来战略方向和意图,军事上的战略部署和政治外交上的应对态度也就自然更加游刃有余。
在向莫斯科汇报日军大大小小各层级和各方面细致入微情报的同时,佐尔格还向当年处在困境之中的我党通报国民党军队动向。
其向我党提供的国民党情报之细致,甚至连最新采购的武器型号和抵达日期及装备部队都一应俱全,在装备海外购进新式武器的国民党军队尚未训练完毕形成有效战斗力时,工农红军便已经拿到了自己未来将要面对对手武器的所有详细数据和相关情报。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长达五年的中国之行。
在自己的日记本中,感怀自己在中国期间所有经历的佐尔格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语。
“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和信仰,我真想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毫无疑问,我现在已经深深地爱上这个国家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出于战略决策上的需要,在苏联谍报人员中堪称对日本最为了解的佐尔格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