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此六家皆有优点，也皆有缺点，却仍为世人所重，《战国策》同样如此！”
徐佑先以司马谈评价六家的观点入手，借用了辩证法的原理来评定《战国策》的利弊，先声夺人，言之有物，也让人无从反驳，且迫不及待的想听后文。
“其文辩丽恣肆，文辞极胜，扶急持倾，运亡为存，是乱世之书。乱世当中，人命贱如草芥，故而诞生了纵横家，因势为资、据时为画，都不过是顺应时势的进取之道。譬如虞郎君，从会稽千里迢迢，舟车劳顿而至钱塘，岂不是也想在雅集之上扬名？这是盛世时你的进取之道，却又为何厌弃乱世时别人的进取之道呢？道无高下，殊途同归，张仪、苏秦、公孙衍等，无不是高才秀士，儒、道、墨、法、阴阳之学，全都烂熟于胸，若论才识，郎君恐不及他们之万一！今日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