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好理解，祝枝山自诩文采斐然，对于作学问之事处于迷茫和偏执时，是沈溪当头泼了他一身冷水，令他警醒。
文笔再华丽，但答非所问又或者没用对地方，并不代表便能中进士，举子应的是科举，并非是比诗词歌赋，科举取仕量才而用，而非选用那种狂放不羁的雅士。而后祝枝山一心研究正经的《四书》《五经》以及朱子《集注》。文章尽量务求平实，终于造就了今日杏榜题名。
若说沈溪和苏通在南京城对祝枝山只是一盆冷水，宛若当头棒喝，而二人在京城不赴宴，则犹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
否则祝枝山就算有心也无力，平日里出席各种文会以及应酬各地士子，就足以令他应接不暇，反倒因他面子被扫后，知交好友对他有所回避。他才能抛开一切，安心做学问，到如今榜上有名。
等祝枝山感恩戴德走了，孙绪方才惊讶地问道：“苏公子与吴中才子祝枝山还相熟？”
孙绪作为“瀛洲才子”，所谓才子相嫉，他对祝枝山的风闻知道得可是不少，清楚这祝枝山声名远扬，往往一篇祭文出炉便会引发轰动，传诵者甚众。
以祝枝山的学问和年近四十的年岁。居然对一个只有二十出头的后生如此毕恭毕敬，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