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体制中，内奸，仍然会有，却根本无从动摇这一体制。
甚至于某些心怀不轨者，妄想假公济私，“打着左灯右转弯”，面对管理员的无死角之监控与无利益之信念，也是白日做梦。
正因如此，在这样一个地覆天翻的时代，盖亚表面，才会存在公社主义的力量。
然而另一方面，即便观察大区本身，在暂且不考虑管理员之寿限、不考虑该职位代际更替的前提下，其实力之逊色，却是现实，而且这种逊色，其实根本与滨海边疆大区的自然条件、地缘形势无关，而是公社主义的必然。
这种深层次的矛盾与反差，方然一眼洞悉，因此才有把握在安娜乌沙科娃眼前断言。
置身于地下几百米的掩蔽所中，休憩时分，偶尔面对世界地图的巨幅投影，四十六岁的男人时常会盯着西伯利亚的那一大片，若有所思。
某种直觉，始终在提示自己，就在滨海边疆大区中，蕴含着解决长期困扰自己之难题的线索。
但是这种线索，它，究竟是什么呢。
大战在即，阴云，已经在天边堆积起来。
在这种时候，分心去思考“那个人”才会面临的未来，似乎就是在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