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府的情况与此颇有相似之处，首任知府宁云鹏称:
爰度地方远近，亦划东西南北为四乡，分八里:府城东，旧伐戈则溪，编悦服、乐贡二里;府城南，旧火著则溪，编大有、嘉禾二里;府城西，旧架勒则溪，编永顺、常平二里;府城北，旧木垮则溪，编仁育、义渐二里。里各有甲，甲各有户。
这段引文透露出来的另一重要信息是，与流官府、州的设置相似，大定府的里甲与原来的则溪制度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户丁没有成为划分里甲的依据，这或许与明清时期整个赋役制度的变革有关，但与当时“夷多汉少”的情况似亦不无联系，改流之初为官平远的黄元治称:
(平远)城中皆兵，惟东西二门外，流氓落落十数家。
至群苗，则居溪洞、笼箐中，如鸟兽之巢穴，不可以近人。
但“不可以近人”并不意味着清廷不清查原住民，事实上，清初原住民拥有黔西北的绝大部分田地，“因田制里”同样离不开对他们的调查，因此，原住民的户数官府是有记载的，作为对新入“版图”之民的绥抚，官府编户而不审丁——这意味着丁差的豁免。
也正是因此，标志着土目权威所受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