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严格的、规范化的土目产生程序已经荡然无存。
甚至许多并非土司后裔的权势者同样自称或被他人称作土目，爱必达的描述对此已有所暗示。
在田野调查中，赫章县雉街彝族、苗族自治乡发达村的陈朝龙、陈朝华先生说过，许多土目并非官府所封，而是自己“呼”的，他们家族中有一个哥子，家大财大，同村或其它村的人都说:“哎呀，你也象土目一样了。”结果人人喊他陈土目，他也就同土目差不多了。
两位老人讲的虽是民国三十年代的事情，但或许也能反映出清代的情况。
权势者对土目这一名称的追求以及获得这一称号的随意性，导致了土目数量的扩张。
据府志，府亲辖地、水城厅、平远州、黔西州的土目数分别为4、30、11、3，共计92家，而明代这些地区仅有42位土目。
威宁州(原乌撒地区)共计57位土目，远远超过了明代的32位。
到了1940年代后期，黔西县仅沙窝区便有土目家，比道光时期全州的土目数还要多。
至于基层社会中的土目的话，因为清王朝虽然废除了土司制度，但却无法立刻改变黔西北地区“夷多汉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