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国瑞控案之前两年，平远州亦发生过一起类似“陈登云控案”。
这一系列案件均记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文献中，由于材料的单一，我们其实很难弄清个中的是非曲直，但不管文献制造者的立场如何，他们的笔下无疑已“真实”地展现出清代黔西北的一些社会关系，其所反映的家奴(丫头、娃子)状况、土地出租、出当、转租等情形完全可与1949年后的田野调查相印证。
围绕着以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为中心的种种争斗以及家奴的“出户”抗争，我们看到了改流后土目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他们不但政治特权受到诸多限制，并且许多人的经济地位已有所下降，例如土目安达一家长期向佃户借银，以租粮作抵，安达甚至无钱完婚等等。
“猓民”佃户积极利用流官政权向土目挑战本身便蕴涵着相当丰富的信息。
我们需要联系明代地方政府的状况，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此问题。
传统时代的政府大概有两种主要任务，一是保证钱粮的征收，一是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各种形式的动乱固然要予以制止并镇压，平常百姓的矛盾升级时同样须参与调解乃至裁决，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诉讼活动——这些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