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原住民亦开始懂得怎样利用现行的制度去打击对手，获取资源，在他们心中，土目已不再是最高权威。
土目之上有各级官府，最高的仲裁权掌握在远在北京的皇帝手中，所以他们知道逐级告状乃至京控。
案件的处理结果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汉文化在黔西北的扩张与渗透。
清代曾经对“土酋猺猓”犯罪实行“宽恤”政策，如犯徒流军遣等罪，援照古例免予发遣，改为枷责完结。
原因是“苗猓与内地民人语言不通，服食各殊，实徒实流恐断其谋生之路”。
乾隆二十七年(1762)，贵州按察使赵英认为这一政策已经过时，应予改革，他声称:
臣查贵州一省，除遵义府系雍正年间由川割归，并无土苗外，所有上游之贵阳、大定、安顺、南笼四府，下游之平越、都匀、镇远、思 州、铜仁、黎平、石阡、思 南八府苗人皆系前明虚入版图，历年已久。
后蒙我朝重累熙洽，一百二十余年来，熏育教化，凡土苗人等服饰语言多与汉同，如猓猡、狆家、洞苗、宋家、狇老之类，读书游庠，援例捐纳贡监及职衔者，在在有人，至于得中武科者，间亦有之。
既然“此等苗寨风气与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