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放慢了改革的进度，在保证农民基本用田的前提下，扩大了官府控制田，以低地租的方式出租给大量新迁的农民，以控制租赁市场。其次则集中精力重点进行土地测量清查和解决籍外田问题，大历二年夏收时，纳税的田亩已达七十万顷，近十五万顷籍外田以没收或赎买的方式被官府控制，这样江南东道十五州中被金陵府直接控制的土地不算军田已达二十五万顷，另外分给农民的土地达到十万顷，但就是这样，对于江南东道的九十万顷土地来说，还有六成被大户或豪强所控制。
从客观上来讲，工商业的兴盛真正吸引地主投资的还只是少数，因为从本质上江南东道还是属于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土地观念已深植人心，江南东道限田令的修正也给了无数地主以喘息之机，慢慢的很多人都误以为限田令已经结束。另一方面，工商巨头的出现也打击了中小地主从商的愿望，他们根本无法在资金、货源、人才上和这些工商巨头进行竞争，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破产的中小商人，其中一些破产且又失去土地的中小地主们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更让人畏惧不前。
但是让限田令进展不大的还有另一个的原因，那便是战争的阴云已慢慢向江南靠近，大历二年，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杀陕州监军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