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的“先生”看起来比44岁的陈嘉庚要苍老许多，尤其最近在日本的战俘营中住了些许时日，更显面容憔悴至极。
在这儿却不能不为先生为了中国的未来而做出的贡献，固然他有一般中国政治家无法摆脱的习惯，即“权威思维”。在当时的民国革命家中，大多都是同一个想法。即手下的党员应该听命于已，应该如何、如之何。
否则，中华革命党就不会在立党之初，要党员们签对其个人的“效忠书”，实则，这不过是那种“权威思维”在作怪。至于事出之因，无非是当年袁世凯要求取得政治地位时，当时由同盟会改组的“老国民党”当中，党员众说纷纭，拿不出一个准主意。
看得出来，对于那次下野“先生”是耿耿于怀的，究其根本，还是中国那句老话在作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如同“先生”这样的“有志之人”自然要求达了。这也是民国时候的革命家，与思想家们追求的目标。
这样的结果，便使有志之人成了被政治权益左右、利用的人，也难保自己真正的“志向”不因现实的影响而偏航。所以，根本的错误不在人，而在于手段。“有志”不应该成为口号，“有为”，才是使中国从根本上富强的唯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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