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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日本人在其由封建社会后期，在列强的压力下，转型时的心态比之当时中国民国时期的政治家们，要有远见。
“当时‘广东事变’之后，我原走出去南洋的想法，只是那儿的华侨们如今与中华复兴党的关系比较密切，我担心我们到了那儿受到不明真相指摘，因此我们才取道日本。原本打算坐船前往欧洲，可没想到……”
这样的话听到陈嘉庚耳中，却未必受用。对方毕竟言谈之中虽然不谈南洋华侨们支持“中华复兴党”的力度过大，但又不甘心不读出自己心理话。的确“先生”的党与他本人曾经在欧洲、南洋各地的华侨当中有相当影响，甚至早先的行动，往往都出自于华侨们的资助。
然而，现在这一切已经时过境迁。这并不是因为“先生”对于“黄埔士官”学校的攻击，而是出于巴达维亚那次行动，等于向世界宣布了华侨的权利。仅就这一点，早就赢得了南洋华侨的心。
“是哪，现在的华侨们非常欢迎中华复兴党的人，毕竟是他们在巴达维亚，以组织起来的工人以及为澳大利亚人生产的军火，为当地华人出了一口恶气。使他们可以在他们辛苦劳动得来的产业上，继续生活下去。大约正在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