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本就是特权阶级，无论赵祯怎么去平衡权利，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而人治的对立面便是法制，后世的人为何比古人自由？因为大家生活在法制的范围之下，一切的日常生活都是按照法律的所规定的路线进行的，如果违反法律无论官员还是平民都将受到制裁。
但大宋不同，官员犯法除非赵祯这个皇帝下令惩治，否则基本上不会受到多大的惩罚，百姓则会遭到人治的严厉处罚，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不公！
赵祯一直在寻找法制的理论证据，让他在朝中得到文人的认可，如今《韩非子》的法家著作出世，赵祯当然是如获至宝。
摸了摸下巴上的绒毛，赵祯咋了咂嘴喃喃自语：“怎么把人治和法制平衡起来，让大宋的法律既不是原则又不失人情呢？”
年轻的皇帝犯难了，因为他看到了人治的好处，可以更加人性的看待问题，比如包拯坐判开封府就相当的好，因为他的人治之下百姓安居乐业，对他的断案佩服之至，让百姓信服，但如果换一个人就不一样了，这便是人治的优点和缺点。
刚刚步入御书房的晏殊开口道：“陛下何必如此困惑，立下新法让天下人去遵守便是，只要百姓不犯其法便不会招致惩处，与人情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