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盗又益多”，“或至四五十人为族，纵火烧村舍，杀人行淫，罔不至”。
大部分百姓面对强人只如待屠羔羊一般：“微独不敢报，亦不敢伤”；敢于反抗的百姓却面对着“盗杀人官不问，人杀盗惧官问”的尴尬处境。出现了“盖为盗官不知，人命官知之”、“盗犯无死法，人命犯无生法也”的黑自颠倒、善恶不分的情况。
这些详尽的记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大灾当前，清朝政府亦失去了强制力；清代基层官吏管理无力、昏聩；法制软弱、不合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百姓对盗贼只能进行“但矢去镞，铳去丸以惊之”之类自欺欺人的反抗，只求盗贼“散焉则已”，小心翼翼地苟全性命于乱世。
但是这种软弱的反抗只会造成社会更加混乱，混乱导致百姓进一步陷入困苦境地，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到了“盗日横”，“惟贼不逃，如虱附物，物虽瘠，未死，尚可附也”的地步。当时底层百姓面对着三重灾难：一重天灾，一重人祸，一重盗贼。
六、大饥荒。史书中是这样记录大饥荒的：“四十二年秋，沛县、毫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