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后面，他附上了郑问友的报告。
郑问友的报告，虽然写得天衣无缝，但从逻辑上分析，还是可以看出端倪的。
运送日本士兵的船只，只在大沽临时停靠，郑问友就算掌握了这个情报，也不可能这么快与日军士兵沟通。
如果他让郑问友单独汇报，会让总部觉得无能。
否认郑问友的行动，又拿不出证据。
因此，在最后，路承周也汇报了自己的分析和担忧。
他希望，戴立看到电报后，依然能觉得，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特工。
合理的自夸，路承周还是没问题的，总部也能认可。
但无中生有，一旦被总部察觉，搞不好以后要失去总部的信任。
信任这个东西，需要时间来建立，而且一次失信，之前的努力，几乎都要白费。
但在最后，路承周还是建议总部，可以放出风声，这种不费什么本钱，却能让日军互相猜忌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没想到日军这次哗变，海沽站也有参与。”远在重庆的毛善炎，收到海沽站的电报后，马上向戴立汇报。
三千多名日军士兵哗变，这可是日军侵华以来最大的一件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