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主要的，是彼辈在秦政之下，几无上升渠道，一旦仕途被堵死，宗族也没了出路，自然愤愤不平。”
“摄政可下求贤诏，从颍川选取有治郡才能的贤士大夫子弟，使之协助秦吏治理县乡，此外，秦法不可原封不动推行于地方，而应稍加损益，否则就像秦始皇帝时一般，好的方面无法推行，恶的地方却被放大。”
秦在关东没有足够的官吏，推行严密合缝的一整套制度，于是这制度便变了味道，对贵族难以约束，只变成虐小民的苛政。
“故，也许秦在关中能实现法治，但在颍川，在关东，只能礼法参半，兼用黄老休养之术。”
黑夫对张良的建言，倒是十分认可。
两个意识形态的不同的国家结合，不管是暴力兼并，还是和平统一，都会在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上，产生剧烈冲突，秦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关东人却可能宁死不肯接受。
简单的书同文，一道政令，是无法改变人心的，需要多少代人的教化，才能消弭沟壑啊。
正是缘于这一点，黑夫过去也是从不同阶层入手，礼法皆用，因地制宜，鼓励商贾，将遥远的胶东，与秦，或者说，与他自己凝为一体。
虽说那些办法推而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