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这群羌奴多为官府织造棉布，她们和普通的棉户不同，唐人棉户们可自由种田，既有人户，也有射士，收棉后以合适价钱卖给监司，监司便逼着这群东山女奴没日没夜地织造，把棉变成布，还要提花印染，再贩售天下四方，却只给她们吃粥，还是那种掺了糠的粥，“余目不忍睹，尤其惨然。”
韩愈还测算了下，一个羌族女奴一年连米带糠，所食不过区区四石粟米而已军卒的口分粮一年都有十二石，但她所被榨取的价值，通过各种花纹色彩的棉布体现出来，足有十二贯钱到十五贯钱，就拿兴州略阳一处的棉织监司而言，每年就能获取一万三四千贯的利入。而整个兴元和凤翔，这样的监司不下七处，分别为略阳、凤池、扶风、南由、普润和麟游，也即是说一年光是这七个监司，就能带来十余万贯的利入，萧这样的商户分润六成，军府分润四成更何况不单单是棉织，还有铁、盐、芸薹油等产业都大量使用羌奴，肆意压榨，却不问他们的死活，可以说兴元、凤翔每年在正税所得外，光是从羌奴身上便能盘剥出二十万贯的利益。
“周身棉缕参差无数，著之不可谓不熨帖，然织奴夙兴夜寐，佝偻机前，受四苦终身，何为四苦饥、寒、虐、病是也。”韩愈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他在洋州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