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经验使李涛认识到，在这个时代，大量民工的动员，只靠由上而下的命令和惩罚，恐怕无法调动百姓的积极性，必须动之以情，诱之以利。
毕竟，刚刚解放他们的讨虏军，使难民们尝到了甜头——即便赖在杭州不出工、不出力，也能领到救济口粮，至少再也不用担心饿死街头。
他们已经意识到，新的官府貌似与众不同——他们无法容忍百姓被活活饿死这种事情的发生。
所以，李涛十分清楚，在这个空前复杂的年代，最核心的动员工作，是量化民工的劳动报酬，并和物质、精神 奖励挂钩。
直接的物质奖励，首先就是各种形式的工钱——在当时的环境下，单纯的银钱不一定能打动民众，必须以实物，尤其是粮食的发放为主。
另外，从长远来看，不同的民工参战程度不同，生活待遇也必须有所区分。
粗略地说，民工待遇主要分“供给”与“包运”两类。
其中，“供给制”主要针对常备民工，常备民工的任务，基本相当于旧明军中的杂役兵，所以应该享受部队战士的待遇。
李涛知道，这样做的好处是，必要时可以择优征召他们入伍，补充部队的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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